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新华乡盘坝村，全村540 户、2890 人，是“十二五”贫困村，贫困人口900 多人，贫困发生率为31.4%。长期以来，对外交通不便、山多地少、易涝易旱、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当地的产业发展，农户增收成了“老大难”。作为一个农业小乡，新华乡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遭遇了一定的瓶颈。
新华现状：产业扶贫遭遇发展瓶颈
1.人地关系紧张，农业剩余有限。新华乡地处南方低山丘陵地带，土地细碎分散，加之受喀斯特地貌影响，土壤贫瘠，且地表蓄水能力差，旱涝多发，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业生产困难。在传统农业时代，当地水田种植水稻以保口粮，旱地种植玉米、花生，玉米用来养猪，满足食肉需求，花生用来榨油，提供一年食油之便。打工经济兴起后，相当一部分家庭将位于“丛塘”的易涝易旱地抛荒，只留下部分旱涝保收的口粮田，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地此前多种植一般粮食作物，收益有限，加之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相比外出打工而言，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益比较低下。在进行效益对比之后，村民纷纷外出打工。
2.打工经济兴起，“三留守”问题突出。打工经济兴起后，当地中青年多选择外出务工，以珠三角地带为主，主要从事水泥工、装修、进厂做工等低端工作；老年人和孩子留守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留守在家，其中老年人种田自养，孩子在家上学，妇女照料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计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三留守”问题成为突出问题。从短期看，“三留守”问题并不会直接对地方社会、家庭生活造成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对家庭和地方社会的影响则很难评估，至少对留守家庭而言，其外出打工所得必须以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为代价。
3.强自然村认同，消解建制村组织性。在南方丘陵地区的农村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村民对于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自然村具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而建制村作为自然村的松散组合，存在感极弱。加之分田到户时，村集体土地、山林等均已分配到组、到户，村集体沦为空壳，失去了经济基础支撑的村委会，也便成了空架子。在强自然村认同、弱建制村组织的村庄格局中，一方面，强自然村认同进一步消解了建制村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国家政策的落实必须取得自然村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强自然村认同下，村庄内部整合能力强，使自然村具备了较好的村民自治土壤，也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接乡土社会提供了组织基础。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强自然村认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4.大市场不确定性强，风险多发。地方产业发展，从总体来看要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过程中的生产风险问题，二是对接市场过程中的市场风险问题。以养猪为例，一方面，养猪过程中要控制好防疫问题，否则，稍有不慎，每提高1 个百分点的死亡率，养殖的利润就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全国市场中的猪肉价格波动明显，呈现出变幻不定的“高低年”现象，属于典型的“赚一年、亏三年”。养殖如此，种植更不例外。传统农作物旱涝保收，但农业剩余非常有限，经济作物效益可观，而风险也会随之加大，这是普遍规律。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控制好产业风险，是一大挑战。
主要措施：“党组织+合作社+基地+农户”
针对新华乡的产业发展现状，新任党委书记周强的思路是实行“党组织+ 合作社+ 基地+ 农户”模式，他希望借此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一是发展一方产业，提供更多在地就业岗位，带动地方社会脱贫；二是解决“三留守”问题，还更多新华村民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三是实现村集体经济扩源增收，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1.以村社统合为抓手，实现土地整合。新华乡的土地整合实践是从盘坝村开启的。土地整合以村民放弃单家独户的土地经营权为前提，为什么村民愿意放弃呢？通过调研发现，当地村民土地所在的丛塘区域，四面环山，土地平整之前，易旱易涝，村民只能种些玉米、花生等短期作物，耕作不便，效益非常有限。地方政府提出计划在丛塘区域开发黑木耳种植基地后，当地大多数村民都非常支持。少数旱涝保收的农户最开始不太同意，在村干部的努力下，很快做通了工作，最终达成一致协议：在丛塘区域，按照水田600 元一亩、旱地500 元一亩的价格流转给村级合作社。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利用自然村认同，成立自然村一级的理事会，并牵头成立合作社，将自然村范围内的土地统一流转到合作社的土地平台上来。2016 年夏天，盘坝村下辖的周台坝、矮石桥等3 个自然村，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成立了3 个合作社。其次，在各自然村合作社基础上，成立建制村一级的合作社联社，由村“两委”主要干部任合作社管理班子，实行政经统合，村委会主任王神耀任社长；合作社章程规定，拿出利润的5% 左右作为村集体经济开支。自此，村庄土地实现了整合。
2.立足地方特色，地方政府牵头引进资本，发展地方产业。新华乡党委、政府在前期实现土地整合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牵头与外部资本对接，较好地解决了分散个体农户与大资本对接中的信息障碍、身份瓶颈和风险防控，这为地方农业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要素条件。土地整合之后，当地党委、政府选择了黑木耳种植，主要考虑到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食用菌种植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以有效解决村里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又可以吸引部分农户回流就业；二是食用菌种植技术门槛低，村民参与程度高，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积极性；三是食用菌产业市场潜力大，在健康经济的引领下，黑木耳具有一定的种植潜力。根据上述分析，当地党委、政府于2016 年引进了“富川天健”，并于2017 年9 月开始正式种植，到今年5 月是一个完整的经营周期，首批试验种植85 亩，实际经营72 亩。从初步经营效果来看，扣除成本，每亩净收益在1 万元左右，这也意味着村民每入股2万元，即可获得1 万元左右的纯收益。
3.依托合作社，整合地方剩余劳动力，实现内部化生产。新华乡依托当地专业合作社发展食用菌产业，为部分中老年劳动力群体提供了相对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这一举措在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为当地农民获得完整的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食用菌基地用工需求大，主要来自周边的几个自然村，尤其是原土地承包户。具体生产经营环节主要是村庄内部负责，当地村“两委”聘用了一位有多年管理经验的退休老干部周喜林专门管理基地事宜，技术环节由天健公司下派的技术员老杨负责，什么时候下菌棒，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采摘，如何晾晒，主要是由老周和老杨协调处理。村庄劳动力务工基本按小时计算工资，一小时10 元，一天8 到10 个小时，每天80 到100 元。黑木耳种植，一般9 月下棒，从10 月开始，每月采摘2 ～3 次，每次5 ～7 天，72亩地， 每天用工量在90 人左右，这种用工情况一直会持续到来年的6 月。
4.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强关联，责任捆绑，降低经营风险，共担市场风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风险防控。一是由地方党委、政府搭建平台，公司事先缴纳一定的保证金，而后由合作社和公司（当地党委政府引进的负责提供菌棒、回收木耳和初加工的外来公司）直接签订木耳回收合同，规定以市场价回收合作社提供的木耳。这样就在公司与合作社之间建立了强关联，并以此解决了合作社木耳生产后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问题，力争将市场风险控制在最低。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地方党委和政府还积极协助、引导公司加大农产品深加工投资，以上游市场中的前端产品来进一步规避市场风险，以增强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二是由公司提供统一的技术指导并下派有经验的种植师傅（合作社负责支付技术指导工资），针对木耳种植的各个环节予以技术指导，以此降低木耳生产过程中的生产风险，并按照合同要求进行生产，为公司提供保质保量的木耳产品。三是由合作社与农户直接建立劳动用工关系，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安排村庄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公司并不介入具体管理环节，具体劳动用工中的管理成本与矛盾纠纷调解，由合作社内部自行消化，以此来解决木耳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用工矛盾问题。
发展建议：在多赢的同时要时刻防范风险
新华乡的产业扶贫客观上取得了多赢的效果：一是发展了地方产业，带动了农民就业，增加了农户收入。二是引导外出务工者回流，有效缓解了“三留守”问题。三是为村集体经济扩源增收作出有益探索。新华乡当地的食用菌基地目前发展还算顺利，但并不意味着一点问题和隐患都没有，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农业产业发展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结合当地产业发展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风险防控要常抓不懈，尤其是市场风险。对于中西部农业产业发展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市场风险，具体生产中的经营风险尚可控制，但市场行情瞬息万变，非一时一地可轻易把控，其中关键在于做好原料来源、生产规模与市场空间及农产品技术深加工之间的平衡，有效解决地方产业发展中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力争进入产业链条上游，最大限度防范风险、增加产品附加值，力争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扩源增收。
2.最大限度地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充分发挥村社统合作用，产业发展切不可贪大求多，市场导向不可丢，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同样也要遵循，地方政府切不可介入过深，否则矛盾极其容易转化。地方产业发展，需要在兼顾农民利益、村社统合和组织意图间实现最佳平衡。（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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