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政策目标，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作为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于2012年便启动“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历经7 年实践与发展，秭归县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委员会为责任主体、村落为基本治理单元、村落理事会为组织载体、“两长八员”为骨干队伍，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村民自治活力，形成了“自治主体有激活，自治能力有提升，自治体系有完善”的良好局面。
第一，精细社区治理单元，探索农村社区微自治。合理确定治理单元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关键。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把农村社会治理的末梢延伸到村落，让村落成为最基本的治理单元。这主要是因为，秭归县作为一个集老、少、边、穷、库、坝区于一身的山区农业大县，传统村落比村民小组更小、更具有凝聚力、更方便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治理。开展“幸福村落”创建，不但解决了由于服务半径过大导致的行政工作难落实、农村群众难组织、基础建设难完成、公共服务难到位、矛盾纠纷难解决等农村社会治理难题，同时也将村民微自治落实得更加细致入微，为深化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创造了条件。
第二，优化社区治理架构，构建农村社区新体系。科学高效的组织构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秭归县重构“三级构架、双线融合”治理模式，形成以“村党组织—村落党小组—党员”为主线的党建工作体系和以“村委会—村落理事会—农户”为轴线的村落群众自治体系。特别是，村级层面实行的“村级—村落理事会”结构，促进了传统单一层级的、平面式的村民自治转向多层级的、立体式的社区治理，改变了过去那种无论何种性质、多大范围的公共事务全由村委会“包办”的简单做法。通过构建村落理事会，把原先覆盖很广的小组划分为若干个村落，全县再造了一支超万人的村落治理队伍，实现了一张全覆盖的农村社区治理网，避免了治理悬空、落空和真空。
第三，再造社区治理主体，汇聚农村社区共同体。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一直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乡贤能人具有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是社区权力互动的交叉点。秭归县“幸福村落”设立“村落理事会”，推选出“两长八员”，同时引入公益创投理念，把村庄有威望、有能力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激活和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村落建设，促使村落成为一个利益相连的共同体，成为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重要“接点”。实践证明，通过“两长八员”的组织和带动，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许多村落过去议不成的事现在议得拢了，过去办不了的事现在办得成了，彻底改变了以往仅靠几名村干部单打独斗的村治局面，形成政府主动服务与群众主动参与的良性互动。
第四，规范社区治理制度，促进农村社区有序发展。村民自治长效运行的根本就是要有规范性制度作保障。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自始就一直注重从权责清单、公共参与、考核评估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规范。一是明确多方参与的权责利划分，制定和完善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机制，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建管的精细化水平。二是实施量化评比、以奖代补和政策支持等考核奖励办法，调动农村社区“幸福村落”建设的工作积极性，强化社区工作者的责任感。三是健全村纪检委员与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制度，激活村级监督“末梢”，不仅保证村落理事会办事有章可循，村落群众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有约可依，同时也调动了“两长八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
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围绕实验主题，扎实推进各项实验任务，力求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示范。秭归目前深化探索的一条以村落为基本单元的农村社区治理路径，对于当前农村社区建设还主要依赖政府单项资源输入的相当多数地方，极具借鉴意义。特别是如何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如何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如何挖掘和组织村庄能人、如何真正做到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秭归实验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当然，今后要促进“三级构架、双线融合”持续运转，需要制定更加长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同时，也要推动“幸福村落”创建破解更多的农村治理难题，这是后期实验的重点和关键。
（作者系基地主任陈荣卓教授 基地博士李梦兰；稿源：乡镇论坛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