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组织在新时代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

2018/03/10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为加强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征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平台支撑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资金纽带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联合会（人才集聚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枢纽组织以及慈善信托等“关键少数”的作用，旗帜鲜明的坚持党建引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新时代社区治理。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平台支撑作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三社联动”

2002年8月，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成立了上海市首家街道（乡镇）层面的社区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由于塑造了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关系，在2008年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当时，上海在开展“社团进社区”活动，即积极培育发展社区中的民间组织，并引导其更好地发挥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笔者在2002年底参与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民间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时，也有讨论，要实现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主推老先进——华阳路街道群众团队指导站，还是主推新生事物——长寿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讨论后，大家认为服务中心是发展大方向，因此文件指出“各区（县）要建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街道（乡镇）也要建立同样性质的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从社会创新的角度而言，服务中心是基层适应社会需求的一种社会创新。如果从思维转变的角度而言，这可以称为政府部门工作思维的第一次飞跃：从管理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政府部门将以服务中心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定位为辅助政府服务社会组织的“好帮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蹄急而步稳，推进服务中心建设，已经实现服务中心在街道（乡镇）层面的基本全覆盖。街道（乡镇）全覆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关键是要推动服务中心转型升级，发挥功能，激发活力。为此，政府部门要实现工作思维的第二次飞跃：从服务思维转变为治理思维。在“政社合作”的同时，要加强政社分开，使服务中心从政府部门的“好帮手”转型升级为“好伙伴”，即以“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为导向，促进社会化运作，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三社联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其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支撑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这方面，基层也在进一步探索创新。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塘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对接平台，其主任为社会化公开招聘。2015年10月，民政部召开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加快推进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以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发挥社区基金会的资金纽带作用，推动实现多方互动、自治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

2005年上海市社团局进行机构改革，其指导思想是“统一登记、分类指导”。具体举措是新成立了登记处，统一负责登记业务；新成立了基金会管理处，形成了社团管理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处、基金会管理处加强分类指导的新格局。近年来，上海基金会数量从2012年底的140家增长到目前的414家，虽然占注册登记的1.4万多家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低于3%，但净资产所占的比例超过30%。其中，总资产过亿的基金会有20多家，例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在政府部门的宣传引导鼓励下，上海市基金会逐步形成了要从操作型转变为资助型的共识。资助型基金会在资助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公益项目的同时，也对实施公益项目的社会组织进行过程监管和财务审计，可以作为资金纽带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成为政府部门的“好伙伴”。例如2017年8月启动的“蓝天至爱计划·CSR（企业社会责任）在行动”，以“CSR在行动”为主题，旨在通过资助CSR（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社会慈善公益项目及其执行机构，携手CSR和社会组织共同协力解决社会问题，搭建CSR和社会组织互助共赢平台。政府部门既要想办法发挥存量基金会的作用，也要在新成立的增量基金会上下功夫。例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2008年8月注册登记的原始基金是400万元，2016年度公益支出超过7600万元，2016年底净资产超过1.5亿元，获得了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优秀公益项目，最具透明的公益基金会等多项荣誉。由此可以看出，要鼓励社会创业，要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近年来，上海探索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2013年8月，上海成立了首家公募类型的社区基金会——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2015年3月，上海成立了首家非公募类型的社区基金会——上海市杨浦区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目前，上海成立社区基金会超过70家。广东等省市也在推动成立社区基金会。这些社区基金会，在起步阶段都是小苗，但在动员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中社会效益胜过经济效益。因为从效率上来说，动员一个人捐1万元要比动员1万个人每人捐1元钱要省时、省力，但是从效果来说，有1万个人每人捐1元钱就是一个发动的过程、认同的过程，每个人捐了钱以后他要关心钱怎么花，甚至参与相关的决策。

发挥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人才集聚作用，把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上海市静安区“1+5+X”枢纽型管理模式已有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早在2007年静安区率先成立了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即静安区“1+5+X”枢纽型管理模式中的“1”），之后又相继在5个街道（即“5”）和劳动、文化、教育等系统（即“X”）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形成了静安区“1+5+X”枢纽型管理模式，共同推进社会建设。联合会就如同项链，将一颗颗散落的珍珠串起来，形成了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这一颗颗珍珠，就是联合会所联系的其他社会组织。2007年11月，联合会成立了党总支。近年来，联合会党总支发挥积极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联合会的成功在于发挥党总支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广泛联系本区域、本领域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团结凝聚慈善公益领域的领军人才，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静安寺街道老年协会会长柏万青荣获“全国十大法治人物”称号；洪智城市小区管理服务中心董事长王元洪荣获“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由此可以看到，与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善于“做事”、社区基金会的善于“管钱”相比，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优势所在是善于“聚人”，即善于聚集慈善公益领域的领军人才。从思维转变的角度而言，如果立足治理思维，通过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社会组织联合会可以成为引导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人才集聚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处在公益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发挥慈善信托的合作共赢作用，形成慈善信托与枢纽组织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2016年3月，《慈善法》出台。2016年8月，民政部、银监会出台《关于做好慈善信托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该文件出台是为了在9月1日慈善法施行前，做好民政部门“开门营业”的准备。2017年7月，中国银监会、民政部联合印发《慈善信托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我国慈善信托规制体系基本建立。目前，全国已经备案慈善信托56单，其中上海备案慈善信托3单。值得指出的是，慈善信托在与枢纽组织合作参与社区治理、支持社区建设方面已崭露头角。2017年5月，“中信·何享健慈善基金会2017顺德社区慈善信托”在广东省备案成功，目前财产总规模4.92亿元人民币。该慈善信托采用双受托人结构，由中信信托和广东省何享健慈善基金会（目前已正式更名为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联袂担纲，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及收益通过慈善项目执行人——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用于支持建设更具人文性和富有吸引力的顺德社区。

慈善公益领域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集聚一批站在行业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值得指出的是，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其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当前，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把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抓住慈善公益领域领军人才这个牛鼻子，发挥好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区基金会、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枢纽组织以及慈善信托等“关键少数”的作用，走好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时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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